老北京“中轴线”

　　始于元大都

　　北京古都的“中轴线”是在忽必烈至元四年（1267）开始营造大都时确定的，至明嘉靖三十二年（1553）拓展京师外城后定型，距今已有744年的历史。

　　明洪武元年（1368），明军攻入大都，立即废弃了城北，把北城墙南移至德胜门、安定门一线，永乐十七年（1419）又重建南城墙于大都南墙以南约二里。明初已全部拆毁了元朝宫殿，永乐时新建皇宫，是不是在元宫的位置上，或有所偏移，曾经有过两种意见：一种认为，明宫在元宫以东约150米，元宫的“中轴线”正对现在的旧鼓楼大街；另一种认为，元、明两朝宫殿是同一条“中轴线”。经过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考古勘探和对文献的深入考释，后一种意见得到了确认。明代京师的东西城墙和城门也是在元大都旧址上改建的，明清北京和元大都是同一条“中轴线”。

　　一树一岛确定了

　　“中轴线”走向

　　元大都是中国历史上继隋唐长安和洛阳以后，第三座平地营造的皇都，它没有受到前代旧城的约束，但继承了前代都城规划的基本理念，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设置了一条贯穿南北的“中轴线”。元大都的“中轴线”是怎样确定的呢？

　　据元末熊梦祥著《析津志》记载：“世祖建都之初，问于刘太保秉忠，定大内方向，秉忠以丽正门外第三桥南一树为方以对。上制可。”就是说，刘秉忠建议以“第三桥”南面的大树为基点，向北延伸作为宫殿（大内）的轴线，得到了忽必烈（世祖）的认可。这座“第三桥”是在金中都北护城河（上游是金口河）向东名为“闸河”上的第三座闸桥。闸河的位置在现在的新帘子胡同附近，第三桥以南的大树大约在天安门广场正中偏南。

　　刘秉忠以树定位还有一层深义。原来古人立“社”，象征着土地的权属，所以凡是城市乃至村镇，都建有社坛或社庙祭祀“社主”，而早期的“社主”就是一株大树。以树定位，也含有建造新都，立社定邦的意义。

　　与此同时，刘秉忠还选定金代离宫万宁宫中两处水面中间圆岛的中心作为另一个定位基点，其位置就是今天北海和中海之间团城的正中。万宁宫是金中都东北郊一处非常巨大豪华的宫苑，大都没有建成以前，忽必烈就住在这里。刘秉忠以岛中心为基点，确定了大都城的格局尺度，后来在这个基点上建造了“仪天殿”，表明这里是上天决定都城仪制的地方。

　　《易》经象数确定了

　　主要尺度

　　刘秉忠精通《易》经和地理（风水）、律算等术，在大都的规划中大量使用由《易》经和后人注释的象数方法定位，也就是把某些抽象的数字比附阴阳天候，用它们规定各主要尺寸。

　　刘秉忠选用圆岛中心为基点，是因为它与大树定位轴线间的距离为216丈（约680米），而二百一十六正是《易》经中“天之策”的数字，“策”既有数字的意思，也有掌控的含义。中轴线两边各120丈共240丈（约756米）为皇宫宽度；金代万宁宫包入皇城以内为西苑，陆地宫殿和水面苑景各宽200丈（约630米）其西界即为皇城（名萧墙）西墙；宫殿以东130丈（约410米）为皇城东墙；圆岛向南、北各320丈（约1008米）为皇城南、北墙，在轴线上设棂星门（南门）和厚载红门（北门）；再由厚载红门向北320丈，定出“中轴线”的北端中心阁；由中心阁再向北1200丈（约3780米），定出北城墙位置；北城墙向南2400丈（16里，约7560米），定出南城墙位置；城周60里，东西城墙各2400丈，则南北城墙各2100丈（14里，约6620米）。

　　以上这些尺寸都可以从《易》经和后人注释中找到对应的内容。如城周60里，是一个甲子的周期，象征王气循环永续，而9000丈的九，则是“阳”的极数；又如200丈的二，是阴数的起始；320丈的三和二是阴阳匹配之数，又是所谓八节、八政、八风、八音之和；120丈、1200丈、240丈、2400丈中的十二、二十四，象征一年十二月、一日十二时，一年二十四节气；130丈则象征闰年月数等。

　　三个“中心”的由来

　　元大都城墙经过勘探实测，四边尺寸不完全一致（南墙6680米，北墙6730米，东墙7590米，西墙7600米），但与记载的里数相差都不超过百分之一，出现少量误差，是古代用测绳在荒郊测量筑造土城的正常现象。这个矩形城郭的几何中心，也就是对角线的交点，正在今天旧鼓楼大街的南口，当时建有大都的鼓楼，名齐政楼。《析津志》说，“此楼正居都城之中”，是很精确的记载。这是第一个“中心”。

　　齐政楼的东面是大都“中轴线”北部的终点中心阁。早在营造大都以前的蒙古宪宗六年（1256），忽必烈就命刘秉忠在今内蒙古正蓝旗营造开平府城，即帝位后，于中统四年（1263）升为上都，至元三年（1266）在上都“中轴线”北端兴建了一座方形大阁大安阁。第二年开始营造大都，延续上都的传统，在“中轴线”北端也建造了一座大阁，名中心阁。它和齐政楼相距50丈（约153米），位置在今鼓楼或钟鼓楼之间。五十是《易》经中的“大衍之数”，五又是数列的中点，古代“河图”、“洛书”常用为基数。中心阁的功能很复杂，既是佛寺，也是宗庙，有时还是朝会场所。后来在成宗大德元年（1297），以它为主体建造了大天寿万宁寺。这是第二个“中心”。

　　在这两个“中心”之间，还有第三个“中心”，叫做“中心台”。《析津志》记载：“中心台，在中心阁西十五步，其台方幅一亩，以墙缭绕，正南有石碑，刻曰：中心之台，实都中东、南、西、北四方之中。在原庙前。”一亩之方，每边约25.5米，15步约24米，距真正的“四方之中”还有约130米，所以这个记载并不十分准确。不过《析津志》成书已晚于大都建城80余年，作者未必作过精确考证，何况还有“中心之台”的碑刻，从大空间来看，也可以算是大都的中心。

　　齐政楼是报时的鼓楼，中心阁是祭祀的寺庙，中心台的功能是什么呢？文献没有记载，后人也没有考证，这里只能作一些推测。它很可能是一座高台。据明初《洪武北平图经志书》记载：“中心台，敌台一十二座，窝铺二百四十三座”。大都在明军占领后降为北平府，这里成了防御蒙古反攻的前哨，于是就把中心台改建成有12座敌楼的城堡，可见它原来是一座高台。243座窝铺是兵营，可能布置在中心台北面的“原庙”废址中。至于它原来的功能，一个可能是郭守敬奉命在全国测绘经纬度时建造的测量中心基点，还有一个可能和伊斯兰教有关。元大都的“业主”忽必烈是蒙古人，总规划师刘秉忠是汉人，而总工程师也黑迭儿是阿拉伯人。元大都城中有不少“色目人”，有些还是高官富商，他们带来了许多西亚阿拉伯的建筑类型和形式；他们也信仰伊斯兰教，每天定时礼拜，礼拜前教长阿訇需登高召唤，这个中心台有可能是召唤用的高台，也有观星望月的功能，如同后来清真寺的“唤醒楼”、“望月楼”。大都城内必定有不少这种召唤、望月的高台或高楼，但召唤的时间以这里为准，所以有“中心”之称。齐政楼是中原传统，中心阁是蒙古传统，两者之间有一个体现阿拉伯传统的建筑，又由阿拉伯人建造，是符合元朝多民族文化特色的。